上海一直有自身的优越感,骨子里的。上海人,上海的教育尽如是。这种优越感与它过去的殖民地背景有关,与它现在的一线城市地位有关。此次来参加上海市沪江进修学院参加为期一周的异地培训,感受颇深。无论是讲课的诸位学者或官员,还是供参观的几所学校,都自信满满,敝帚自珍。同样是优越,我们仔细观察,不难发现其实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:一种是贵族的气息,另一种是暴发户的状态,无论是眼前还是远方,无论教育还是其他,概莫能外。由此,对于任何一所随着社会的进步,伴着教育的升级而不断发展的学校,都面临着气质的选择:贵族还是暴发户?
一、关于情怀与担当
据介绍,一战二战中,担任军官的贵族的死亡率,远远高于平民士兵。究其原因,是对于这些贵族军官来说,责任、勇气和荣誉比生命更重要,所以他们常常冲锋在前,撤退在后,甚至宁可战死,决不撤退。这就是贵族的情怀与担当。
暴发户则不同,他们是自私的、利己的,是个人利益高于一切的,安全与财富是他们从来不肯用来交换的私人物品。
学校是社会的产物,更是人的集合。社会的属性与人性的特点,都会凝结为学校的品质。公理与功利,道义与收益,时时拷问着学校的道德底线。任何办学行为的毫厘偏差,都有可能造成学生未来的人生灾难。因此在诱惑不断,压力无穷的当下,尤其当国家的大义与集体的局部利益,未来的结果与现实的过程发生冲突的时候,学校必须要承担社会的责任与义务,选择善举,遵从良知。
二、关于优雅与精致
在现实中,贵族作为一个阶级已经消失,但作为一种精神,却还会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。作为阶级消失的贵族,有的还保持着经济的优势,有的却经历着物质的落魄。但无论富有与困厄,他们高雅的气质与精致的习惯,却一直透露着固有的身份与样貌。
而暴发户呢,他们穷过,因此对目前的富格外敏感。他们拼凑名牌,挥霍金钱,讲排场,炫财富,恨不得把所有的财产都拿在手上,穿在身上。一个选秀节目有这样一个画面:一位女选手腕上挂了18条项链(黄金主打,一条大约在200克左右),戴了20个手镯(黄金大约17个,每个在70克左右,还有高端玉器手镯),6个戒指(黄金居多,其中包括钻戒),连挂10个吊坠,耳环是黄金的,平安锁有2个。初步估算黄金有11斤,总价值大约百万。她在节目中还自曝有两家金店,一家电动车行,一栋别墅,两栋房子,一辆车子。经调查,其资产基本属实,总资产超亿。这可以算做暴发户的典型写照。
学校也正在经历着物质的革命。基于物质,但不囿于物质,才是学校的正常选择。而目前,颇有一些学校,把硬件当成优势,遇有人来,便祭出高大上的设备、场馆。仔细观察却发现,设备上没有指纹,场馆中未留足迹,所有这些物质的优势,只是用来炫富的装饰品,没有任何实际应用的意义。而学校,却在这足金的物质外壳之下,散发着文化的浅薄与贫瘠。
曾经进过这样的校园:旧,但不破,更不脏;小,但格局精致,角落育人。学校的领导珍惜的是历史与创新,学校的教师在乎的是尊重与合作,学校的学生自豪的是思考与自由。这样的学校就像一个衣着简朴的人,却把头发梳得一丝不乱,目光沉静,仪态从容。
对比来看,后者更美。
三、关于积淀与传承
据说“三代培养一个贵族”,而暴发户却可以一夜成名。由此可见,贵族是文化的质变,而暴发户只是物质的增值。
二者的差别首先在于时间的积淀,其次在于自身的修正与传承。任何名门望族往根上刨,都脱不了山野村夫的底子。不同的是,这些山野村夫中的一部分在机缘巧合的变化中,不断复制了优良的基因,一代一代,改换门庭。
在这个讲究速成,追求速效的时代,时间是最昂贵的东西,很少有人愿意用它来换一个长久之后的结果。所以过程总被我们尽量的缩短,我们不屑于积累,只急于求成。或者当我们接手了一个颇有时间刻度的学校,却又常常无视它已有的定势,而热衷于在它的上面打上自己的烙印,甚至做颠覆性的改变。这些都是出于功利心所作出的选择。当然这样的选择,一方面来自于校长自身的浮躁,另一方面也来自于上级的压力或公众的评价。
上海市静安区教师进修学院附属中学的张人利校长,在该校躬耕17年,细细打磨后“茶馆”式课堂教学模式,这个特例,实不多见,令人敬佩。上海外国语大学闵行外国语中学校长吴金瑜,在多年的校长职业生涯中,细心观察,不断揣摩,专注于学校文化的创建与铺垫,所历学校,皆成精品。
作为校长,在时间中为未来积淀一份厚重的历史,也许会承受一段寂寞,但换来的是学校文化精神的繁华。作为校长,在过程中为发展而懂得继承,也许会隐藏一些自己的个性,但成就的是学校品格的独立与完整。
在学校发展的过程中,校长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,面对贵族还是暴发户的单向选择,校长,要慎重作答。